生态基底赋值
陈教授的模型里，最让我服气的是把“生态基底”当成了核心变量。以前我们招商总说“崇明生态好”，但好到啥程度、能值多少钱，心里真没数。陈教授团队带着学生跑了三年，把崇明的森林覆盖率、水质达标率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、生物多样性指数这些“软指标”全换算成了“硬数字”。比如他们测算出崇明当前的生态产品价值（GEP）相当于GDP的1.3倍，这在全国县域经济里都少见。模型里还设定了个“生态基底系数”，每提升1个百分点，就能带动相关产业产值增加0.8%。这数据可不是拍脑袋来的，他们跟踪了崇明西沙明珠湖景区周边的民宿和有机农业，发现水质从Ⅲ类提升到Ⅱ类后，民宿客单价涨了35%，有机蔬菜订单量翻了番。
说实话，刚开始招商那会儿，我们吃过“生态好”的亏。2018年有个建材企业想来投资，承诺年税收能上千万，但环评报告显示能耗超标、可能污染地下水。当时区里领导顶着压力拒绝了，好多人说“傻，到嘴的鸭子飞了”。结果第二年，陈教授团队的前身（当时还是市里的调研组）来崇明做生态评估，说我们守着“金饭碗”不能砸。后来我们转向引进生物制药企业，就是看中他们对水质和空气的高要求——现在这家企业成了园区纳税大户，负责人常说“崇明的空气就是我们的生产原料”。陈教授的模型把这事儿说透了：生态不是发展的“绊脚石”，是“放大器”。
模型里还藏了个细节：崇明的湿地生态系统每年能固碳约120万吨，相当于60万辆汽车的排放量。这让我想到去年对接的一个新能源企业，他们本来想在长三角其他城市建厂，后来听说崇明的碳汇潜力，主动把研发中心搬过来了，说“在这里能提前布局碳交易市场”。陈教授说，未来生态基底的价值会通过“碳汇交易”“生态补偿”这些方式变现，这比传统的土地出让金更可持续。我们招商现在也学精了，手里攥着《崇明生态产品目录》，跟企业谈的不是“给你多少地”，是“崇明的生态能帮你省多少成本、赚多少绿色溢价”。
不过生态基底赋值也有挑战。陈教授坦言，有些生态价值还没法完全量化，比如崇明的鸟类栖息地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，或者“负氧离子含量”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。模型里专门留了个“动态调整接口”，说以后随着核算技术成熟，这些“隐形价值”会逐步纳入。我们招商办现在也在跟着学，每次接待企业都多问一句：“您觉得崇明的生态环境，对您的产品、品牌、人才有啥特别价值？”把企业的“生态需求”记下来，反馈给陈教授团队，帮他们把模型做得更接地气。
产业动能转换
陈教授的模型里，“产业动能转换”这块儿最让我这个老招商有感触。他用“产业结构熵”来衡量崇明产业从单一到多元的程度，说崇明这十年经历了“从1.0到3.0的跳跃”。1.0时代是“水稻+螃蟹”的传统农业，2.0时代是“农家乐+低端制造”的混合经济，现在正在进入3.0时代——“生态农业+高端制造+数字经济”的三轮驱动。模型预测，到2030年，崇明新兴产业占比将从现在的28%提升到65%，这个速度比上海郊区平均水平快15个百分点。数据背后，是我们这些招商人一场场“硬仗”打出来的。
就拿长兴岛的海洋装备制造来说吧。十年前长兴岛还是“造船岛”，几家大厂围着“修船、造船”转，附加值低得可怜。2015年我们跟着区领导去南通招商，发现人家已经在搞海洋风电设备了，回来急得直跺脚。后来陈教授的前身团队来调研，说长兴岛的岸线资源、港口条件，适合发展“海洋高端装备”。我们咬咬牙，拒绝了三家想扩产的传统船厂，腾出土地引进了一家海洋风电整机制造企业。刚开始企业也犹豫，说“产业链配套不全”。我们带着他们跑遍了长三角，在江苏找了叶片厂，在浙江对接了轴承企业，硬生生帮他们把“朋友圈”拉起来。现在这家企业年产值超50亿，带动了20多家配套企业落户，长兴岛也从“造船岛”变成了“海洋装备岛”。陈教授的模型里，这种“龙头引领—配套集聚—产业链升级”的路径，被归纳为“产业动能乘数效应”，每引进1家龙头，能带动4.2家配套企业，比传统产业高1.8倍。
数字经济这块儿，我们以前更是“门外汉”。2019年，有个年轻人来园区找我们，说想做“数字农业平台”，把崇明的有机菜搬到网上卖。当时我们好多人嘀咕：“卖菜用得着搞这么复杂？”但陈教授团队当时正在做“崇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”课题，说这个平台能打通“生产—流通—消费”数据，帮农民增收。我们决定试试，给了他们一栋旧办公楼改造，还协调农业农村帮他们对接合作社。结果疫情一来，这个平台火了——市民不能出门买菜，直接在上面下单，崇明的有机菜三天就能送到家。现在这个平台不仅卖菜，还搞“农业大脑”，用物联网技术监测土壤湿度、光照强度，帮农民精准种植。陈教授的模型里，数字经济对传统农业的赋能系数是3.5，意思是每投入1块钱数字技术，能带动3.5块钱农业增值。这让我想起刚招商时，农民总说“种地不赚钱”，现在有了数字平台，崇明的有机大米能卖到20块一斤，农民笑得合不拢嘴。
不过产业动能转换不是“一帆风顺”的。陈教授的模型里专门设了个“转型阵痛期”，说传统产业退出、新兴产业培育的交叉点，可能出现2-3年的经济增速放缓。我们深有体会：2020年淘汰三家高耗能企业时，园区税收掉了15%，好多人打电话骂我们“瞎折腾”。但我们咬着牙，把腾出来的土地给了两家新能源企业和一家生物医药公司，去年税收不仅补上了缺口，还增长了30%。陈教授说，这叫“短痛换长利”，模型预测崇明的产业转型阵痛期已经过去，接下来会进入“动能释放期”。我们现在招商也更有底气了，手里攥着“产业负面清单”和“鼓励清单”，不符合生态要求的，给再多钱也不要；符合“绿、高、新”方向的，全程“保姆式”服务。就像陈教授说的：“崇明的产业转型，不是‘要不要转’，是‘怎么转得更快、更好’。”
空间承载力
陈教授的模型里，“空间承载力”这块儿让我这个“老崇明”最有共鸣。崇明岛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，看着大，但真正能用来搞建设的土地不到20%，其余都是农田、湿地、林地。以前我们招商总说“崇明地多”，结果企业来了才发现，不是所有地都能用。陈教授团队用GIS技术把崇明的土地分了六类：生态保护红线区、永久基本农田区、城镇建设区、产业集聚区、弹性发展区和战略储备区，每类土地的“开发强度阈值”都算得明明白白。比如产业集聚区的容积率不能超过1.5，生态保护红线区周边500米禁止搞工业，这些数据现在成了我们招商的“铁规矩”。
印象最深的是陈家镇那个案例。2017年，有个开发商想在陈家镇搞“高端住宅社区”，计划建300栋别墅，承诺能给区里带来不少土地出让金。当时好多人动心了，但陈教授的前身团队拿着“崇明生态空间规划”来测算，说那块地属于“生态弹性发展区”，紧邻东滩湿地，大规模开发会影响鸟类栖息。后来我们顶住压力，把规划改成了“国际生态社区”，只建了100栋低密度住宅，配套了科研中心、人才公寓和湿地公园。现在你看陈家镇，房子没多建，但引进了3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，200多名高端人才住在这里，房价比周边普通社区贵一倍还抢不着。陈教授的模型里，这种“空间优化”带来的“单位面积产值提升”是2.3倍，比单纯卖地划算多了。
交通是空间承载力的“血管”。以前崇明人去市区要坐船，遇到大风大雾就停航，企业总说“物流成本高”。2019年崇启大桥通车，2021年轨交崇明线开工，2023年北沿江高铁开建，陈教授的模型里专门设了个“交通可达性指数”，说每新增一条快速通道，崇明对市区企业的吸引力就能提升40%。去年我们引进一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，他们总部在嘉定，本来想在江苏建厂，后来听说崇明到嘉定的高铁通车后只要20分钟，立马把研发中心放在了崇明。企业负责人说：“崇明土地比江苏便宜，生态环境好，现在交通也方便了，为啥不来？”陈教授说，这就是“空间重构”的力量——交通让崇明从“上海的后花园”变成了“长三角的生态客厅”，空间承载力的辐射范围从上海扩展到了整个长三角。
不过空间承载力也有“天花板”。陈教授的模型预测，按照现在的开发速度，崇明的城镇建设用地将在2035年接近“生态阈值”，到时候必须靠“存量更新”来腾空间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：去年把园区一个老旧厂房改造成了“智能制造孵化器”，容积率从0.8提升到1.4，引进了1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，税收比以前翻了五倍。还有“飞地经济”，我们在江苏南通搞了个“崇明（南通）产业合作园”，把一些对生态要求不那么高的配套企业放过去，腾出崇明的土地搞研发和总部经济。陈教授说，这叫“空间置换”，用“飞地”换“飞地”，崇明出生态、技术，周边出土地、劳动力，大家一起赚钱。现在我们招商时，会先问企业：“你的生产环节能不能放在‘飞地’？研发和总部要不要留在崇明？”企业一听，都觉得这个模式好——既享受了崇明的生态优势，又降低了土地成本。
政策协同效应
陈教授的模型里，“政策协同效应”这块儿最考验我们这些基层执行者的“绣花功夫”。崇明现在戴着三顶“帽子”：世界级生态岛、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、乡村振兴示范区，国家和上海市的政策像“下雨”一样往崇明砸，但怎么把这些政策“拧成一股绳”，让企业真正得实惠，不是件容易事儿。陈教授团队专门做了个“政策协同指数”，把崇明现行的132项政策分成了生态保护类、产业发展类、人才引进类、科技创新类等八大类，每类政策的“叠加效应”都量化成了“政策红利值”。比如一个企业同时符合“生态岛专项扶持”“新能源产业补贴”“长三角产业链协同奖励”三项政策，就能拿到比单一政策高2.7倍的扶持资金，这数据比我们以前“拍脑袋”估算准多了。
去年我们引进的那个氢燃料电池企业，就是“政策协同”的活例子。这家企业总部在深圳，本来想在长三角其他城市建厂，后来听说崇明有“生态岛专项扶持”（对绿色能源企业给予设备补贴）、“上海市新能源产业政策”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）、“长三角一体化政策”（与江苏、浙江企业合作有额外奖励），我们帮他们把三项政策打包，算下来能拿到3000多万扶持资金。企业负责人当场拍板：“就冲崇明这‘政策组合拳’，我们来了！”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投产，带动了江苏的电池材料厂、浙江的电机厂跟崇明合作，形成了“研发在崇明、材料在江苏、电机在浙江、总装在崇明”的产业链。陈教授的模型里，这种“跨区域政策协同”带来的“产业链增值”是1.8倍，比单一区域发展效率高得多。
但政策协同也有“堵点”。陈教授调研时发现，好多企业不知道自己能享受哪些政策，或者觉得“政策申请太麻烦”。比如有个搞有机农业的企业，明明符合“乡村振兴补贴”“生态产品认证奖励”两项政策，但因为不知道要找哪个部门，材料来回跑了三趟，最后干脆放弃了。我们听了脸都红了——这不是让企业“望政兴叹”吗？后来我们学聪明了，成立了“政策宣讲团”，把陈教授团队帮我们整理的“政策一本通”送到企业手里，还搞了“政策辅导员”制度，每个企业配备一个专人，帮他们梳理能享受的政策、准备材料。去年光是“生态产品认证奖励”，我们就帮30多家企业申请到了800多万补贴，企业老板见我们就竖大拇指。陈教授说，这叫“政策落地率”，模型显示，崇明的政策落地率从2020年的58%提升到了去年的83%，这15个百分点的提升，相当于给企业多“发”了2个亿的“隐形红包”。
不过政策协同不是“撒胡椒面”。陈教授的模型里专门设了个“政策效能评估”模块，说每项政策实施半年后，要评估“带动了多少企业就业”“增加了多少税收”“促进了多少技术创新”，效果不好的就调整或取消。比如以前有个“传统农业补贴”，结果是农民“越补越懒”，土地撂荒的反而多了。后来我们把这个政策改成了“生态农业转型奖励”，农民搞有机种植、智慧农业才能拿补贴，现在崇明的有机农产品认证数量从三年前的50个增加到了200多个，农民收入也涨了30%。陈教授说，这就是“政策精准度”，崇明的政策要从“普惠型”向“精准型”转变，像“绣花”一样，每一针都要绣在“要害”上。我们现在招商时，也会先问企业：“您最需要哪方面的政策支持？是资金、土地，还是人才？”然后“量身定制”政策方案，让企业觉得“崇明的政策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”。
人口引力模型
陈教授的模型里，“人口引力模型”是最让我这个“老崇明”既欣慰又焦虑的。欣慰的是，崇明的人口结构正在“变年轻”，焦虑的是，跟上海其他区比，崇明的“人才吸引力”还是差点儿火候。陈教授团队用“人口引力指数”来衡量，把崇明的就业机会、公共服务、生态环境、生活成本等12个指标全算了进去，说崇明现在的“人口引力指数”是65分（满分100），比上海中心城区低20分，但比全国县域平均水平高15分。模型预测，到2035年，崇明常住人口将达到100万，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比将从现在的18%提升到35%，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，就看我们这些“引才人”的本事了。
我们园区有个“90后”小伙儿叫小王，崇明本地人，大学在上海读的计算机专业，毕业后本来想在市区找份工作，工资高、机会多。2019年我们搞“崇明籍大学生回流计划”，给回流大学生提供创业补贴、住房补贴，还帮他们对接企业。小王当时有点犹豫，说“崇明能搞啥互联网？”我们带他参观了刚引进的数字农业平台，告诉他“崇明的有机菜需要电商卖，农田需要大数据管理，这都离不开计算机人才”。小王心动了，拿着5万块创业补贴，搞了个“崇明有机农产品电商平台”，现在年销售额超千万，带动了20多个农民就业。陈教授的模型里，这种“本土人才回流”的“带动效应”是1:5，意思是每回来1个大学生，能带动5个相关岗位。现在我们园区像小王这样的“回流大学生”有200多个，他们懂技术、懂市场，还爱家乡，成了崇明发展的“生力军”。
但光靠“回流人才”不够，还得“外引凤凰”。陈教授的模型显示，崇明要发展高端制造、数字经济，至少需要1万名“高精尖”人才，可现在连一半都不到。去年我们去深圳招商，碰到一个搞生物医药的团队，技术顶尖，但人家说“崇明没好学校，孩子上学咋办？没好医院，老人看病咋办？”这话戳中了我们的“软肋”。回来后，我们赶紧跟区里汇报，推动引进了上海实验学校崇明分校、新华医院崇明分院，还搞了“人才公寓”，给高端人才提供“拎包入住”的房子。今年初，那个生物医药团队终于来崇明了，负责人说：“崇明现在有学校、有医院，生态环境又好，比深圳住着舒服。”陈教授的模型里，公共服务的“配套完善度”每提升10个百分点，人才吸引力就能提升15个百分点。我们现在招商时，不光跟企业谈“能给多少钱”，还跟他们谈“能解决多少后顾之忧”——孩子上学、老人看病、家属就业，这些“小事”才是留住人才的“大事”。
不过人口引力也有“短板”。陈教授的模型里，崇明的“生活成本优势”正在减弱——这几年房价涨了，物价也跟上来了，有些年轻人说“在崇明打工，工资没涨多少，花销跟市区差不多了”。我们调研发现，主要是“消费场景”不够多，年轻人想逛个商场、看个电影、喝个咖啡，选择太少。后来我们引进了“万达广场”，搞了“崇明生态文创街区”，还支持年轻人开“网红咖啡馆”“亲子乐园”。现在周末从市区来崇明“微度假”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有些甚至干脆在崇明租了房子，远程办公。陈教授说，这叫“生活场景引才”，崇明要打造“生态友好型生活圈”，让年轻人觉得“在崇明既能搞事业，又能享受生活”。我们现在招商时，也会留意那些“消费类”项目，比如文创、体育、康养，这些项目虽然直接税收不多，但能“聚人气”，有了人气，还怕引不来才吗？
风险韧性指数
陈教授的模型里，“风险韧性指数”是最让我这个“老招商”夜里睡不着觉的模块。崇明是岛屿经济体，又是生态岛，抗风险能力比内陆地区弱——台风一来，蔬菜基地可能被淹；疫情一封岛，企业原材料运不进来；国际市场一波动，出口企业订单就取消。陈教授团队把崇明面临的风险分成了“自然风险”“经济风险”“社会风险”三大类，每类风险都设了“韧性阈值”，比如台风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能超过GDP的3%，产业链本地化率不能低于60%，这些“红线”像“警钟”一样，时刻提醒我们“居安思危”。
2021年台风“烟花”过境，崇明损失惨重，尤其是农业，蔬菜大棚被吹倒了200多个，水稻田淹了上万亩。当时我们园区有个有机农业企业叫“绿岛农庄”，损失惨重，老板蹲在地头哭。我们赶紧帮他们申请“灾后扶持奖励”，协调农业部门派技术员指导抢种，还联系电商平台搞“爱心助农”。但陈教授的前身团队来调研时说：“光靠灾后救援不行，得提前提升‘韧性’。”后来我们帮“绿岛农庄”改造了“抗台风大棚”，建了“农产品冷链仓储中心”，还跟保险公司合作开发了“气象指数保险”——台风达到多少级，不用查勘就能理赔。去年台风“梅花”来的时候，“绿岛农庄”的损失比2021年少了80%，老板笑着说：“现在不怕台风了，有大棚、有冷库、有保险，心里踏实。”陈教授的模型里，这种“事前预防+事中应对+事后恢复”的“韧性链条”，能让自然风险造成的损失降低60%-70%。
经济风险方面，最头疼的是“产业链断裂”。前年疫情封控，园区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急得跳脚——他们的核心零部件从浙江进口，封控后运不进来，订单要违约了。我们赶紧联系区里的“产业链协同专班”，在崇明本地找了一家做金属加工的企业，临时改造生产线，帮他们代加工了5000个零件，解了燃眉之急。这件事让我们意识到“产业链本地化”的重要性。后来我们招商时，专门引进了这家金属加工企业，让他们跟汽车零部件企业长期合作，还帮他们对接了崇明本地的原材料供应商。陈教授的模型里，产业链本地化率每提升10个百分点，经济风险就能降低25个百分点。现在我们园区重点企业的“本地配套率”已经从45%提升到了68%，遇到“风吹草动”，企业心里不慌了。
社会风险也不能忽视。陈教授的模型里，“社会韧性”主要看“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”和“社区凝聚力”。去年崇明搞“生态移民”，把一些生态保护红线区的村民搬到了城镇集中居住，刚开始好多村民不适应，说“没了土地，吃啥？”“住楼房，邻里都不认识了”。我们跟社区一起，帮村民搞“社区农场”，在小区里开辟“共享菜园”，让村民种点蔬菜；还组织“邻里节”，让村民一起做饭、唱歌，增进感情。现在这些村民住得安心了，有些还在社区找到了保洁、保安的工作。陈教授说，这就是“社会韧性”的基础——让每个崇明人都觉得“生态岛建设有我一份，发展成果有我一份”。我们现在招商时，也会要求企业“优先招聘本地居民”，去年园区企业共吸纳了2000多名崇明本地人就业，既解决了企业用工问题，又促进了社会和谐。
不过风险韧性不是“一劳永逸”的。陈教授的模型里专门设了个“动态监测模块”，说风险是“变”的，韧性措施也得跟着“变”。比如以前崇明主要防台风，现在还要防“咸潮”——去年冬天长江口咸潮入侵，崇明部分区域供水受影响，我们赶紧帮企业协调“应急供水”，还推动建了“咸潮监测预警系统”。陈教授说，崇明的风险韧性要像“弹簧”一样，能抗压、能回弹、能适应。我们现在招商时，也会问企业：“您的产业抗风险能力怎么样？需要我们提供哪些支持？”把“风险防控”提前到招商环节，而不是等风险来了再“救火”。
未来展望与建议
聊了这么多陈教授的模型，其实我最想说的是：这个模型不是“纸上谈兵”，是我们这些基层工作者手里的“导航仪”。18年招商经历，我见过太多“拍脑袋”决策的教训——曾经为了短期税收引进高耗能企业，结果生态破坏了，企业也跑了；曾经为了“政绩”搞“形象工程”，结果土地浪费了，百姓没得到实惠。陈教授的模型把崇明的“家底”算清了，把“潜力”算准了，把“风险”算明白了，让我们知道“该往哪里走、能走多远、怎么走更稳”。
对崇明未来发展，我有三个“不成熟的建议”：第一，把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”做深做实。陈教授的模型里，崇明的GEP虽然高，但“变现渠道”还不够多。建议除了碳汇交易、生态补偿，还可以搞“生态标签”——给崇明的农产品、工业品贴上“生态认证”标签，让“崇明造”像“瑞士造”一样，成为“高品质”的代名词。第二，加强“长三角产业协同”。崇明土地有限，但长三角资源丰富，建议多搞“崇明研发+长三角制造”“崇明品牌+长三角基地”的合作，把崇明的生态优势、技术优势，跟长三角的土地优势、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，实现“1+1>2”。第三，把“人才政策”做得更“贴心”。陈教授的模型显示，人才是崇明发展的“最大短板”，建议除了给钱、给房，更要给“舞台”——多建孵化器、实验室，让人才在崇明能“干成事”；多办文化活动、交流平台，让人才在崇明能“交到朋友”；多解决“托幼、养老”这些“关键小事”，让人才在崇明能“安下心”。
说实话，看着陈教授模型里那些预测数据——2030年新兴产业占比65%、2035年常住人口100万、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——我心里既激动又忐忑。激动的是，崇明真的能从“上海的边缘”变成“长三角的中心”；忐忑的是，这些目标能不能实现，要看我们这代人能不能“接好棒”。但我想起18年前刚来崇明时，这里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，现在高铁都快通了；以前农民种地只能糊口，现在搞有机农业能买小汽车。崇明的发展，从来不是“等出来的”，是“干出来的”。陈教授的模型给了我们“科学的干法”，剩下的，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去落实。
最后我想说，崇明的故事，不只是“经济增长”的故事，更是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的故事。陈教授的模型里，“生态”是底色，“经济”是画笔，“人”是核心。未来崇明会变成什么样？我想，它会是一个“鸟儿愿意来栖息、企业愿意来投资、人才愿意来安家、百姓愿意来生活”的地方。这可能需要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更长时间，但只要我们坚持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，跟着陈教授模型的“导航仪”走，崇明的明天一定会更好。我这个“老招商”，虽然快退休了，但看着崇明一天天变美、变强，心里比谁都高兴——因为这里，是我奋斗了18年的家。
作为崇明经济开发区招商平台，我们深刻认识到该预测模型的科学价值与实践意义。模型以生态基底为核心，通过产业动能、空间承载、政策协同、人口引力、风险韧性六大维度，为崇明精准招商提供了量化依据。未来，平台将围绕模型预测的生态经济融合方向，聚焦“绿、高、新”产业，强化政策扶持与生态服务，推动“引项目”向“引生态”升级，助力崇明打造长三角生态经济新标杆。相关文章
